顾维钧黄蕙兰的婚姻,民国蕙兰的女子

黄蕙兰，爪哇“糖王”黄仲涵的女儿，父亲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富商。

青年黄蕙兰

顾维钧是参加“巴黎和会”的中国外交官，由于他在“巴黎和会”上出色的演讲，而声名鹊起。

因妻子两年前病逝，他一直单身。

青年顾维钧

他们一个美丽多金，一个年轻有为，看上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神仙眷侣。

1920年10月21日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，举行了隆重而正规的西式婚礼。

黄蕙兰嫁给顾维钧，可说是富贵结好，顾维钧如虎添翼，黄蕙兰锦上添花，羡煞旁人。

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，婚姻历经三十多年，却终归于分道扬镳。

离婚时，黄蕙兰63岁，顾维钧68岁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黄蕙兰在1975年，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《没有不散的宴席》，从中可有些许了解。

黄蕙兰的自传

黄蕙兰，1893年生于爪哇岛。

父亲黄仲涵在祖父生意的基础上，创办当时世界最大的制糖厂，被称为“爪哇糖王”；

他积极捐款支持辛亥革命、热心华侨福利事业，成为东南亚的著名企业家。

黄蕙兰含着金钥匙出生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家中仆人无数，过着锦衣玉食、无忧无虑的

生活。

父母没有送她去学校上学，而是请家庭老师教她。

她凭着天资聪慧，学习音乐、舞蹈、书法，还掌握了英语、法语、荷兰语、马来语等语言。

她受母亲的影响，对西方文化和习俗很熟悉。

这为她后来成为外交官夫人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。

美丽优雅的黄蕙兰

但，事情的两面性也随之突出表现出来。

黄蕙兰的富豪家庭背景、在外国人交际圈的游刃有余，对顾维钧的外交官生涯，带来了诸多裨益；同时，也在二人感情中，慢慢渗入了隔膜。

在婚姻最初的几年里，黄蕙兰欣赏顾维钧的才华和地位，顾维钧欣赏黄蕙兰的美貌和优雅。

其实，在二人的互相欣赏中，已悄悄埋下了隐忧。

黄蕙兰选择顾维钧，更多是选择顾维钧的身份和地位，弥补她和她家庭只富不贵的缺陷，满足她和她母亲跻身上层社会的心愿。

比如：在他们刚刚交往时，顾维钧用法国为他配备的有司机的专车，接送黄蕙兰；请黄蕙兰看歌剧，享受的是政府专用的国事包厢。

让黄蕙兰感到无比尊贵，是她爸爸多少钱也买不来的。

顾维钧选择黄蕙兰，更多是选择她的美貌，至于家庭富裕倒未必，因为顾维钧自己也不穷，虽然没有多富有，但养家是没问题的。

更重要的原因是，顾维钧妻子故去后，两个幼小的孩子，需要一位母亲的照料。

二人都对婚姻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，加之他们各自的成长环境和经历，形成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产生了碰撞。

顾维钧与黄蕙兰

结婚后的黄蕙兰，浑身珠光宝气、开着妈妈赠送的汽车，陪伴顾维钧出入各种宴会活动。

顾维钧对夫人这样奢侈的生活有不同看法，他曾要求夫人说：“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，其他的什么也不戴”。

但，黄蕙兰有自己的想法，她认为打扮的光彩照人，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，而是在西方人面前为中国人争个面子。

不可讳言的是，黄蕙兰在父亲财力支持下，协助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，为中国赢得了不少好感。宋美龄就曾经夸赞过黄蕙兰。

黄蕙兰顾维钧陪同宋美龄

从这一分歧上看出，顾维钧要一点男子在家庭经济中的主导地位，而黄蕙兰的想法也并没有错，只是她没有领会到顾维钧话里的精髓。

1922年，顾维钧奉召回国，他们夫妻两带着三个孩子，从伦敦回到上海。

顾维钧自从1915年出使美国，再到巴黎再到伦敦，有七年没有回家了，想到就要见到亲人了，心中特别高兴。

船到上海，两个哥哥顾维新、顾维炳早已在码头等候，迎接小弟和第一次见面的弟媳。兄弟相见分外亲热，然后去见母亲。

黄蕙兰见到婆家人，婆婆和大姑姐都是小脚，从没离开过上海，只会说上海方言。黄蕙兰说官话，双方互相听不懂，完全无法沟通。

黄蕙兰见到的婆家，与自己的观念相去甚远，便有了格格不入的感觉。

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，让顾维钧感到黄蕙兰娇惯过分了。

为了迎接小弟和弟媳，哥哥特意在上海租了一处很不错的房子，可是，黄蕙兰嫌弃没有自来水，没有卫生间，床还是她从没有睡过的硬板床，她实在是不能将就，一天也不想住。

当天晚上，黄蕙兰就带着孩子去了一家宾馆，租了一套宾馆套房。顾维钧在旁边一言不发，黄蕙兰的这一举动，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

黄蕙兰花着父亲源源不断给的钱，享受舒服的生活，于她来讲很平常；于顾维钧来讲，就过于奢侈，过于挑剔。两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碰撞。

黄蕙兰曾追忆他们的婚姻：“我想他宁愿我不是个大富翁的继承人，我现在回顾，如果我果真不是，可能对我们的婚姻要好得多”。

有一段时间，顾维钧在北京参加内阁工作，在北京租借到一套房子，是一位前清官员的府邸—承公府，相当气派：雕梁画栋、山水回廊，据说是吴三桂宠妾陈圆圆的旧居。

黄蕙兰听说是租借的，心里想要买下来。父亲汇来25万美元，黄蕙兰将府邸买了下来，并进行现代化的装修，增添取暖设备、自来水、卫生间，应有尽有。

黄蕙兰依靠父亲的富有、丈夫的显贵，每天骑马跳舞、收藏古玩，过着贵妇人的生活。可是她和顾维钧的感情却越来越谈，除正式场合外，两人都是各行其是，很少有交流。

顾维钧看着黄蕙兰依然故我的生活方式，渐生厌感。

他们本应是相得益彰的婚姻，有金钱有地位，应是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可正是黄蕙兰富豪的背景，导致了渐生嫌隙，最后分道扬镳的结果。

黄蕙兰

这说明了一个问题：也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就是“三观”是否相合。

只有以“三观”相合为婚姻基础，金钱做辅助，才是婚姻长久的基础。

所以，世上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

1946年，顾维钧再次出任驻美大使，这时，他们的关系已相当疏离，但顾维钧在外面还在粉饰太平。

黄蕙兰回忆说：“他每年待我就是忍让，供吃供喝，人前客客气气，私下抛在一旁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顾维钧将病重的岳母接到身边同住，老人去世后，他为岳母操办了体面隆重的葬礼，尽了一个女婿的职责。令黄蕙兰感激不尽。

1956年，他们平静分手。

晚年的黄蕙兰，定居美国纽约。

晚年的黄蕙兰

她对自己与外交家顾维钧，共同度过的三十多年的漫长生活，有感激，有反思；

对自己作为顾维钧夫人感到骄傲，而且一直仍自认为是顾维钧夫人；

对顾维钧的外交官生涯，给予了很高评价。

1993年12月，黄蕙兰在她百岁生辰的当天，无疾而终。一天不多一天不少，走完了她美丽多金的传奇一生。